直排显示解放战争苏联交给中共多少武器? (史海钩沉)
解放战争苏联交给中共多少武器?
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军事援助迄今为止，关于中共在东北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的武器数量，较为准确数据都出自苏联，但这些数据都被质疑严重夸大。相对而言，国内的材料更可靠一些，由于身为受援者以及后来与苏联反目成仇等原因，国内资料对于苏方的武器援助，很少会夸大。因此，根据国内现有的相关资料可以总结出苏联在东北最少援助了解放军多少武器装备。
1、前苏联公布的数据不可靠，只能依据中方现有资料做最保守统计
关于中共在东北接收的武器数量，前苏联有两种说法：
一是当时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下》P72）
二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话语广播谈话《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中提供的数据：“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P250）
但这两种说法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来认为他们夸大了缴获关东军武器的数量；二来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公布的，因此有夸大对中共援助的嫌疑；三是此数据与国内现有的党史军史中所载东北解放军持有的武器数量差距较大，特别是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因此，苏联的数据很难让人信服。
要搞清楚中共接收了多少武器，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估算相对更可靠些。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二是受援助方一般不会夸大自己接收援助的武器数量；三是从60年代开始中苏进入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对苏联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基本不会夸大。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2、1945-1948年中共最少得到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各种炮1500门，弹药无数
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进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各个部队接收到武器的情况，有据可查的如下：
（1）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占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过度阶段军事斗争回忆》P106）
（2）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500余人进驻锦州，在苏军协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并从日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3）1945年9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各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01）
（4）1945年9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在此背景下，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80门，迫击炮100余门，子弹稍多”。(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5）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6）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
（7）1945年12月29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285、P292）
（8）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1946年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9）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高岗1946年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
（10）1947年10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11）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运动的军用物资有：“1946-1948年，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P204）
以上是我们从已有资料中察知的中共部队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接收的较大数额的武器状况，从上述最保守的情况我们可知，扣除有可能重复统计的情况，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000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500门。
3、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
除了枪支弹药和火炮之外，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还获得了多架日军留下的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东北老航校。那么，东北解放军获得了多少架飞机呢？
据曾克林回忆：“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大队长是林弥一郎……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一百八十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30）这46架飞机是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是报废的旧货呢？根本不是！据黄乃一回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宫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米，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黄乃一《老航校诞生前后》）由此可见，当时至少有20多架是完好的，剩下的20多架不能飞的也不一定是飞机本身有问题，因为一来当时只有“飞行员17人”，二来当时燃油也奇缺；三来如果真是废品，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转移到通化呢？
中共获得的飞机数量远不止这些，据1945年9月21日彭真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综上可知，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仅在沈阳附近就获得了140架飞机，其中完好的有100架左右，只是由于燃油和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很少使用。
4、运往关内的武器：2万支枪，2000万发子弹，4.5万发炮弹，22万斤炸药
除了直接用于东北战场的武器外，还有很多的苏援武器被运往关内直接支援华东和中原战场，这批武器有多少呢？
1946年5月，苏军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苏军开始向山东解放区提供武器。据5月28日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军队发送武器弹药。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陈毅部队。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接连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7月15日到8月7日，又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8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弹药。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8月9日)
1946年夏季，通过海路运向山东的武器共有2万支枪和2000万发子弹。毛泽东专电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5、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
解放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军区后勤部专门成立了军事工业部，主要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后苏军又将这些工厂要了回去，但允许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中共也先后将抚顺、本溪、延边等地的兵工厂、化学工厂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运走。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正是有了这些工业基础，中共后来才能在北满的军工生产基地生产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据统计，军工部后来在珲春建立起子弹厂、手榴弹厂等6个兵工厂，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军工部在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同时，处于苏军控制下的大连简直就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国民党部队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共部队倒是进出自由。据统计，“在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的暗中帮助下，往前线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双，做军服300万套，还提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设备，连续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一‘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当时，旅大地区名义上是苏联海军基地，实际已成为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夏振铎《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中共党史资料》第43辑P133）
难怪当年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曾评价建新公司的军工生产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陆毅主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结语
抗战胜利后，东北野战军之所以能迅勐发展和迅速强大，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打败国军，诚如杨奎松所说：“苏联的帮助是绝对不应忽视的。”
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华援助最多、质量最高
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华援助最多、质量最高
[导读]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抗美援朝时苏联以半价对华提供武器，留下13亿美元军火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起，便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实际由苏联出钱）。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1950年10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如苏军已装备AK-47自动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苏军已逐步用T－54坦克换装，便把淘汰下来的3000余辆T-34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20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联领导人中间赫鲁晓夫对华援助的质量最高、意义最重大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共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在原则问题上反复摇摆缺乏信义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从同年末开始，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
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为表示“争气”提前还债
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退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显示了一种自强和无畏的气概。从同年10月起，毛泽东还带头不吃肉，以示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中国方面显示出不向苏联压力屈服的态度，使一心想维护在国际共运中“为首”地位的赫鲁晓夫处境尴尬。他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再欠苏联粮食的原因，中共中央提出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而未接受。
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间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当时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间产生了好的影响。同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后，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逼债”及由此造成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此后多年间还成为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看当年对苏还债一事确实造成了长远的良好影响，也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 [ 俺想说几句 ] [ 查看网友评论( 8 ) ]
